从量上来说2017年降低准备金率仍存在较大空间，因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在持续收缩。外界猜测中国央行是否降息降准，而实际2017年央行可能仍不会降息，虽然对于企业而言融资成本较高，但这是金融渠道的问题而非融资成本的问题。
中国央行
2017年央行可能不会降息
2016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美联储加息等事件给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波动。就中国而言，虽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在稳增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经济保持了6.7%的增速。对金融机构来说，经营压力凸显，一方面要应对利率市场化、利差收改对盈利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快化解和处置不良资产。在此背景下，银行业积极贯彻国家战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一、全球经济：复苏疲弱、风险上升
自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8年，整体而言，全球经济的复苏比较疲软。2008年之前，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在5%左右，2011-2015年只有3%左右，经济增长趋缓的一个原因是全球贸易的增速在放缓，过去全球贸易年增速达到10%，现在不足3%，因此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在下降。近年来，随着去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全球贸易扩张受到不利影响，也给中国扩大外需造成压力。
1.经济体复苏不同步。2016年三季度美国GDP年化增长率为3.2%，超出市场预期，显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同时，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意外胜出，按照其宣称的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提振经济的计划，市场对2017年美国通胀和持续加息的预期增强，引起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飙升。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乏善可陈，经济增长乏力。
就新兴市场而言，现在只有中国和印度还保持了7%左右的中高速较快增长，巴西、南非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如果美元指数持续上涨，部分经济结构单一、存在“双赤字”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发生资本外逃、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2.货币政策不同步。金融危机以后，各经济体政府普遍采用财政或者货币手段刺激经济的复苏。从发达经济体来看，财政手段用到了极限，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40%，美国为100%，均超出60%的警戒线。我国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处于合理范围。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债务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利率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当利率水平接近零且无法促进投资消费的时候，便陷入“流动性”陷阱。
这时央行便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央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鼓励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金融危机后，美国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和欧洲央行跟进不断加大量化宽松的规模，日本、瑞典等国家央行甚至实行了负利率政策。目前，美联储开始缩表并启动加息，而部分经济体央行仍深陷量化宽松不能自拔。经济复苏不同步导致了货币政策的不同步，引发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上升。
3.金融脱实向虚。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银行惜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显著。随着时间推移，货币宽松的环境开始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信贷增速远超GDP增速，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全部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资产市场。一是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全球的房价指数回升，2007年全球房价指数是160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50，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全球房地产泡沫化现象重现。二是资本市场在资金推动下泡沫也比较严重，全球债市为30年来最高，美国三大股指都创下历史新高。
4.美元进入加息周期。2014年7月，美联储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全球流动性发生逆转，很多国家开始收缩流动性。2015年末，美联储启动加息。2016年12月14号美联储再次加息，并声称2017年将加息三次，使美元指数快速上涨至102以上，创下14年来新高。随着美元指数的走高，国际资本会回流美国，引起汇率市场化动荡。
同时，抑或对大宗商品价格带来负面影响。2016年全球大宗商品表现比较好，CRB大宗商品指数上涨了9%。如果2017年美元指数进一步上升，可能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有一定抑制作用。在全球流动性收缩、利率上升的背景下，黄金价格或重现低迷。
总体而言，2017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元指数上涨超出市场预期，可能会造成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引发金融危机，从而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影响。
二、中国经济：短期企稳、压力犹存
2016年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带动下，宏观经济逐步企稳回升。进入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稳，特别是民间投资自去年初一路下滑到开始回升，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消费平稳，进出口降幅趋缓。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效果显现，PPI增速转正并加快上行，国内通胀预期升温。但2016年国庆节前后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或将导致房地产投资出现下滑甚至负增长，PPP项目进展缓慢，这些因素或对2017年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1.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快速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因此在“4万亿”的带动下，信贷和投资双双达到30%以上的增幅。但在拉动经济增速快速回升同时，也带来了两个严峻问题，一个是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出现在传统的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造船等五大行业，同时在一些包括风电设备，光伏电池等新型的领域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成为中国经济加快转型的障碍。二是在影子银行的扩张，过去央行对银行的管理是信贷的额度管理，为了规避贷款额度限制，衍生出了大量的以信托、证券、基金等为通道理财的影子银行，截至2016年6月，影子银行的规模到达到88万亿，如果扣除银行理财，约有60万亿，大体接近2015年度GDP总量。
2.杠杆率快速上升。在金融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国内债务率快速上升。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要破解中国的融资结构对银行信贷融资的过度依赖，降低经济主体的杠杆率，就必须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不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到场外众多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同时还要加快发展企业债权市场，中国要实现从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性变化。
2015年投资者经历或见证了中国股市的一轮牛市，我认为这轮牛市的核心是杠杆牛。2015年5、6月间，过度的投机炒作和杠杆对整个资本市场造成了剧烈的冲击，最终不仅伤害到了金融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对实体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3.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2016年中国针对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五大任务和目标，相继制订了相关的经济增长的指标和数量，总体而言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就房贷而言，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过去五年里，每个月新增房贷是2千亿左右，2016年以来月均新增房贷达到了5千亿，翻了2.5倍，达到了很高的规模。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对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一是中国的房地产结构还是一二线城市需求大于供给，因此主要是二线以下城市需要大量去库存，但从政策实施结果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快速上涨，同比上涨超过25%，个别城市甚至翻番。但是三四线城市尽管也有一定的上涨，但库存的压力仍然比较大，这和去库存的初衷差别较大。
另一方面，房地产在快速上涨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投机效应，很多资金开始脱实向虚，影响了社会资金的流向。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给制造业成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包括提高了服务业转型成本。因此，中央政府及时针对房价的不理性上涨，在2016年9月末到10月初，22个城市出台了相关的措施。根据近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部分城市的房价成交量出现了回落，房地产市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
2016年稳增长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基础设施投资，过去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靠政府融资平台，而政府融资平台又主要是靠银行贷款，导致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和融资成本都比较高，因此现在出现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使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下降，从过去的7%以上到现在的3%-4%。更重要的是拉长了债务的期限，降低了政府融资平台因流动性问题可能引发的信用违约风险。债权期限拉长至7年以上使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流动性保持匹配。
由于中央预算法加强了对融资平台的约束，所以更多的引入了PPP的融资模式，这成为了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创新。目前财政部公布的PPP项目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0个，投资规模超过了12万亿元人民币，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最主要的是用什么样的金融模式进行支撑。
从区域来看，重点还是在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设施改善空间比较大但地方财政有限，所以迫切需要以PPP的融资模式来拉动投资。甘肃省的PPP项目数量较多，这也是未来两年甘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总体而言，短期内中国的经济已经企稳，从中期来看，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需要通过金融创新进行有效化解。
三、新形势下的挑战
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需要通过加快改革加以化解。
挑战一：企业部门负债率偏高。中国所有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60%，其中企业部门最高为160%，这个杠杆率到目前为止有增无减。2016年以来，信贷投放比较快，企业负债增速也快速上升。因此，如何化解企业债务成本，降低杠杆率，是未来一段时期较大的压力和挑战，可以通过债转股或者发行企业债权等方式来应对。
挑战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下降。波士顿咨询每年发布全球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报告，按照劳动力、能源等价格以及汇率水平等因素，我国制造业成本指数是96，高于墨西哥、泰国、印尼等国家。中国的企业一方面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另一方面在低端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因此，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转型迫在眉睫。
挑战三：“因城施策”防泡沫与去库存并举。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个别城市防止资产泡沫，同时三四线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去库存难题。中国未来三到五年要实现1亿农村人口城镇化，现在也在推进土地三权的改革，当这些人口进城以后，可以化解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的库存压力。但问题在于，如果农民进城后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这种人口转移难以持续，并且可能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形成较大的压力，因此处理好上述关系是较大的挑战。
挑战四：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合理水平。2014年开始人民币处于贬值趋势，原因非常复杂，外部原因例如美联储加息导致不仅人民币在贬值，日元和欧元也在贬值。同时，从2014年开始，每个季度资本项目都是净流出状态，必须正确区分资本外流的原因和动机，短期资本、热钱进出的整体比例比较小，当前主要是企业和居民资产权重化配置的影响，由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走出去，大量的企业在海外并购投资会削减外汇储备。
2016年以来最重要的特征是民间投资增幅快速下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较低，部分原因在于没有项目可投或投资效率不高，开始转向海外投资，引起了资金外流。
因此，美联储加息和企业走出去这两类因素叠加，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短期的贬值压力。这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来进行化解，对于企业走出去应该积极鼓励，中国亟需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使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发展，这也是中期面对的压力和挑战。
四、对未来展望
1. 长期看好中国经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首次超过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09-2015年，中国的GDP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11万亿美元，而日本在此期间基本都是零增长，美国从14万亿美元增长到17万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任何宏观政策不仅对国内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全球带来影响和冲击。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的提高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全球经济格局和秩序也在随之重构。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对全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原有的“西方七国俱乐部”。中国发起或成立了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基金等，在功能上与原有的IMF、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互补。
在自贸区领域，TPP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中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16年10月1日，中国正式进入了SDR，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未来中国经济在稳健增长的基础上，如果能够有效化解一些结构性问题，那么在长期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向好、乐观的。在中国经济实力从弱到强的过程中，不但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同时对外投资总量已经超过6.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仅次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
2016年前10月，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459亿美元，而且投资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且中国企业更多的是在发达国家布局，产业更加均衡，既有制造业，也有金融、服务等行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的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在转变，这对于中国的抗风险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就中国国内的经济而言，传统行业未来面临较大压力，但新型行业还有很多机遇，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尽快提高新型经济的比重，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2.宏观政策：改革为体、调控为用。要突破短期结构性压力，实现长期发展，政策不能过度依赖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作用只是短期稳增长，现在中国到了结构性变革必须用改革创新的方式进行突破的时候，过去10年中国是积极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的结构。一是财政政策方面，201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不会变，财政赤字的规模要进一步增加。
但由于地方政府的资金一半来源于土地财政，如果现进行宏观调控，2017年土地财政的收入可能会快速下降，那么地方政府的融资来源主要靠政府债务发行，因此2017年财政赤字安排上中央应该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从而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实现稳增长的目标。二是货币政策方面，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从量上来说2017年降低准备金率仍存在较大空间，因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在持续收缩。
2017年央行可能不会降息，虽然对于企业而言融资成本较高，但这是金融渠道的问题而非融资成本的问题。由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上升、美元进入加息通道、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原因，制约了降息的空间。现在中国国债的收益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在快速收窄。
特朗普当选之前，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是2.7%，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1.8%左右，现在利差已收窄至50个bp左右，近期无风险收益率的快速上升，对中国的利率定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国债利率提升以后，企业的融资成本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这是受制于外部政策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十八大之后，包括土地，财政，国有企业的改革都在稳步推进，只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可能实现中长期的增长目标。
五、甘肃经济：抓住机遇、金融助力
中国地理学家描述了一条线，叫胡焕庸线。以这条线的角度而言，包括甘肃在内的西部地区发展的空间或相对资源禀赋等方面相对有限，但从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来看，无形之中拉大了西北地区的战略腹地，对甘肃省而言是重要的发展契机，也给当地的金融机构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我认为，甘肃的经济金融结构存在“三高三少”的特征，一是国企占比高、民企占比少;二是传统产业占比高，新兴产业占比少;三是信贷间接融资占比高，股权等直接融资占比少。因此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支持甘肃经济发展。
一是发展多层次金融体系，加快民营银行、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甘肃省的资本市场和银行都需要多层次，除了国有的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之外，下阶段要建立本地的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可以很好的服务中小企业，一定程度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当前，银面临很多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银监会允许一个省可以设立2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开展转让，转包等业务，甘肃省在这方面发展空间比较大，可以丰富金融业的生态环境。
第二，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资证券化比重，解决甘肃省的财力问题和流动性问题。
第三，加快PPP项目实施，推进资产证券化。甘肃的PPP项目数量很大，并且前期投入非常大，但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项目落地实施以后，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增加这些资产的流动性，例如公路、垃圾发电处理等，可以通过质押证券化的方式转移出来，再吸引新的资金投进去。
第四，探索投贷联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大力探索股权市场，现在证监会鼓励对落后地区进行IPO，西藏等地区引入了很多新三板公司，甘肃也可以借助政策上的优势，引入一些新三板的公司和创新型的企业，同时商业银行业可以探索投贷的模式，把新兴产业尽快的促进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