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逆全球化普遍共识之下，全球贸易其实从未停滞，涛声依旧，风继续吹。但风向在新航海时代中转向南方——一带一路国家从工业化、到消费需求，33亿人口的市场空间比想象中更加广阔。而中国的触角已经走在前面，新兴经济体的基建、消费市场上，不乏中国企业的身影，制造业产能也顺势而为、向南出海布局。从long
China走向long Chinese，正当时。
报告要点
1、逆全球化思潮中，全球货物贸易&跨国投资逆流而上，呈现加速倾向，出口在绝大多数年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跨国公司海外销售&雇员占比21-22年稳步回升。
2、开眼看世界：从大西洋世界观到一带一路世界观，全球货物贸易&FDI呈现南移，亚非拉美升、欧洲北美降。
3、“世界工厂”在演变，中国依然深嵌于全球经贸合作，17-22年进出口的全球占比提升近1pct，遥遥领先。
4、中国的触角已经走在前面，贸易新伙伴中东、非洲、东盟、墨西哥的出口份额上升较旧伙伴的下降更为显著，OFDI同样转向亚非拉美。
5、亚非美洲(除中美)国家基建需求：预计每年近1.5万亿美元，中国份额可能超4300亿美元/年，占23年基建投资15%、地产投资28%，海外基建需求或可对冲国内地产下行压力。
6、带路国家消费体量或达16.6万亿美元，介于中美之间。中国汽车、手机、家电等消费品牌步步为营，东南亚、非洲、拉美部分市场份额已经领先。
7、从long China走向long Chinese：制造业海外产能南移，追逐市场需求&关税优势，高端制造&上游资源是布局重点。
报告正文
一、逆全球化？No！全球贸易加速
涛声依旧：货物贸易逆流而上，依然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逆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已经成为普遍共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切身体验依然在延续，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世界的割裂，俄乌冲突爆发、巴以局势恶化，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效率和公平、发展和安全的天平中似乎都在向后者倾斜。但全球货物的流动并未在逆流中退缩，反而呈现加速倾向。全球货物出口金额/GDP占比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疫情影响下经历连续两年下行后，21-22年再度回升，从20年20.7%稳步上升至22年24.6%。事实上，2017年后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出口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GDP正增年份基本表现出更高的弹性，货物出口金额同比增速远高于GDP。
不止是货物，资本的流动同样在持续。全球FDI的上行趋势也在持续，18-21年全球FDI存量/GDP占比从37%升至48%，较此前的斜率更为陡峭;22年回落至44%，但依然明显高于2018年7pct。在此背后，是跨国公司真金白银的海外布局，2020年疫情的确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造成了物理阻断，但全球TOP100跨国公司的海外雇员和销售占比，在21-22年再度稳步前进，海外销售比例从64.8%升至67.4%，海外雇员比例则从53.9%升至55.6%。溪流汇成大海，全球货物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体现为宏观上全球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深化。
全球贸易加速的背后：跨区域的生产活动已成世界常态。据黄奇帆，上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总量中70%左右是工业制成品，而2019年70%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贸易，全球的主要贸易品已非由单一国家、地区生产，而是在由不同国家、企业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全球贸易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带来巨额的中间品贸易，也使得跨国贸易合作短期难以“脱钩”。但是，贸易的重心的确可能转移。
二、开眼看世界：从大西洋世界观到一带一路世界观
500年前的贸易重心转移：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全球的贸易活动，从来都在动态中变化。500多年前，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阻断了欧洲与地中海、丝绸之路大片区域的贸易。大航海时代的帷幕就此拉开，欧洲国家迅速在非洲进行版图扩张：从航海探险者从与当地土著的物物贸易迅速走向殖民统治，非洲的种植园成为欧洲国家的海外产能基地。在欧洲大陆掀起的航海浪潮席卷下，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达伽马1498年发现好望角行至印度，世界经济重心迅速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
新航海时代：贸易重心南移，从大西洋重回一带一路。历史总在押韵，当下的贸易重心也在变化。大国博弈之下的贸易壁垒是客观事实，也的确推动着全球货物资金的洋流漂移。欧美国家2012年后走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全球贸易占比的持续提升趋势，在 2017年后似乎遭遇了逆风：欧美地区货物进出口的全球占比趋于下行，而反观亚非拉美地区持续上升，全球范围内的货物贸易呈现明显的南移迹象，东南亚(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中东(土耳其、阿联酋等)、拉美(巴西、墨西哥等)地区主要国家进出口占比上升，老牌欧美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的占比下降尤为明显。同步进行的是新兴市场FDI的大幅流入，亚洲、拉美等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规模近三年的迅猛增长。相应地，欧洲、北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明显下降，21-22年整体降幅近40%。
“世界工厂”向新兴经济体延伸：中国依然深嵌于全球经贸合作体系中。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站在G2竞争旋涡的中心，但17-22年进出口的全球占比提升近1个百分点，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过去三十年，中国凭借规模庞大的产业链集群成为世界工厂，串联起西方国家的创新服务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当下全球供应链向东南亚、拉美地区的转移的确在发生，2018年后越南、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上行，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同步上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现象的背后，是越南、墨西哥等产业链转移目的地，进口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这也可以一定程度解释全球FDI存量/GDP占比2018年后上行的阶段性加速：新兴市场工业体系的建设仍待完善，全球供应链迁移带动大量基础设施和产能建设投资涌入。不可否认，“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模式不会一成不变，新兴国家正在逐步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攀爬，“世界工厂”的角色将向东南亚、拉美、东欧等地延伸。但站在当下，中国依然深嵌于全球经贸合作中，并未在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下沦为全球贸易的边缘。
三、Long Chinese：中国的触角已经走在前面
贸易的新伙伴：中东、非洲、东盟、墨西哥。近年来，中国对传统贸易伙伴的出口占比的确在下行，2018-2023年，中国对美日欧出口占比从44.4%将至40.8%，降幅3.6 pct。旧世界的下滑既有其对中国等经济体增加关税提升贸易摩擦成本，也来自其本身在全球贸易占比的下行;但新世界的成长更为亮眼，中国对中东、非洲、东盟、墨西哥出口合计占比从24%上升至30%，增幅6 pct，尤其我国对东盟出口占比2023年达到15.9%，已经超过美国15%。
投资的协同出海：OFDI触角从欧美转向亚非拉美。在此前报告《日本30年产业企业出海图鉴》中，我们观察到日本企业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协同效应，90年代至今整体遵循“从欧美到亚洲、从制造到消费”的规律，我们理解这或许与日本企业“披萨式”的出海模式相关，即核心技术留在国内，非核心生产部门逐步向海外搬迁。当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似乎也在重复日本的故事，区域结构上同样与出口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2018年后对欧洲北美地区直接投资占比下降，对亚非拉美地区占比则持续上行，其中东盟和拉丁美洲是主要的增量贡献来源，东盟从19年9.5%升至21年11.4%，拉美则从4.7%升至10%。
(一)基建的天空：一带一路工业化↑ VS. 国内地产↓
一带一路基建的中国份额：或超4300亿美元/年，占23年基建投资15%、地产投资28%。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立，这成为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以及加入WTO后的中国工业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前提。当然，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中国，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建设都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新兴市场未必能够完全具备，但这一进程依然在发生，而且未来空间广阔。根据全球基础设施研究中心联合牛津研究院的测算，2040年前亚洲(除中国)、美洲(除美国)、非洲合计基建需求年均1.45万亿美元，参考中国在全球TOP250 国际承包商2021年市场份额28%及此前每年提升水平，假设未来中国在上述市场基建份额占比30%(实际可能更高，21年中国企业营业额在亚洲、非洲、中东市场占比分别达到59%、55%、40%)，测算新兴市场可在未来为中国带来每年4300亿美元基建增量，按23年底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换算，占我国23年基建(含电力口径)投资15%左右，占房地产开发投资28%左右，基本可以抵消中长期视角下国内经济动能转换带来的地产和基建投资放缓效应。
基建出海的投资方向：直接参与项目收益率可能不高，但顺周期制造业的需求上行较为确定。重工业基础建设往往以国家作为直接投资和推动方，我国大型国央企是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建的主题，但其参与新兴市场基建项目建设，更多需要配合我国的战略诉求，经济利益并非唯一考量，其境外毛利率可能相对偏低。一个典型案例是华能国际2015年以来广泛参与东南亚等地电力建设，但境外毛利率整体低于境内，2020年后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但相对确定的是，新兴市场工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将带动大量上游材料、以及机械设备的需求。可以借鉴的是2001-07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过程中，日本机械、钢铁、有色金属出口规模大幅持续抬升。
(二)消费的“加速现象”：中国品牌步步为营
一带一路国家的消费体量：或介于中美之间。投资者的模糊认知是，一带一路国家的确与我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多数国家发展水平偏低，消费体量相对有限，所能提供的市场需求存疑。根据与我国签署合作文件国家的国民人均净收入、以及人口数量粗略测算，带路国家整体消费体量并不低，以其33.2亿的人口数量，可能撑起16.6万亿美元的消费体量，高于中国12.7万亿美元、略低于美国19.7万亿美元。按中美两国社零总额占测算消费体量的比例约50%左右，带路国家可能带动的零售消费也可能达到8万亿美元左右，介于中美之间。
消费品类的“加速现象”：手机市场空间或超千亿美元、汽车或超万亿美元。文森特·加夫《奥斯曼帝国的复仇》中提及了法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阿夫塔利昂所提出的“加速现象”，即通常在一个正常国家中，大部分人的收入接近平均水平，很少人有非常低或者非常高的收入，那么在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时，历史经验显示存在关键的收入门槛。参考中国80年代以来耐用消费品渗透率快速提升阶段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按每年2%的通胀率折算至当下，经验显示冰箱、电视的收入门槛大约500美元，空调约1000美元，手机约1500美元，汽车约5000美元，一般户均拥有量达到10%左右，渗透率在6-7年内将陡峭上升至50%左右。
如果将带路国家按收入分组，测算各类耐用消费品的户均拥有量从10%提升至50%(手机为人均拥有量)所带来的市场空间，对应冰箱、电视、空调等家电的市场空间可能超过700亿美元，手机市场空间可能超1000亿美元，汽车或超万亿美元。而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一些国家较整体水平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甚至仍在初期的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家，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都达到50%以上，较中国明显偏高。这意味着这些市场的消费可能对应更高的产品均价、或者更早迸发出领先于其人均收入门槛的产品需求，如汽车、智能手机等。
中国品牌的步步为营：部分市场的家电、手机、汽车份额已经领先。以海尔为代表的中国家电龙头，早已在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海尔旗下的冷柜、洗衣机、空调等家电品类，几乎都在东南亚市场份额居前。近年来我国汽车、手机等品牌也在带路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中不断渗透，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新能源席卷全球的浪潮下，我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在拉美、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新能源汽车中的市场份额在2023年达到10%以上，较2022年突飞猛进，尤其拉美市场份额已经高达48%、中东达27%。智能手机在新兴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非洲近半市场份额来自中国的传音手机，除去三星外，主流手机市场份额几乎被中国品牌占据;印度市场中也有近70%的智能手机份额由真我、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覆盖。
(三)制造业产能向南出海：高端制造&上游资源或是主要布局方向
企业家的触角：海外产能布局南移。企业家的触角感知最为灵敏，工业化进程较快、需求空间广阔、关税优势明显的地区，成为国内企业产能布局追逐的方向。工程机械的液压龙头恒立液压2010年成为美国卡特彼勒合格供应商后，2012年就开始在美国设立子公司，进行海外产能扩张，此后通过收购日本、欧洲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基本围绕中国传统贸易合作伙伴地区布局。但2018年后其新增的海外产能呈现明显的南移：2019年在印度设立两家子公司、2020年设立印度工厂，实现印度市场本土化研发、制造和营销;2022年在印尼、墨西哥分布设立子公司和工厂，服务于东南亚和美洲市场的配套，同时降低北美市场出口的关税营销。
近几年出口份额占比持续提升、全球竞争优势明显的动力电池行业近年来也在东南亚、拉美、中东等地持续布局，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亿纬锂能、孚能科技等龙头厂商的海外产能布局基本覆盖东南亚(泰国、越南)、中东(土耳其)、拉美(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其中国轩高科在东南亚产能布局相当积极，在印度、泰国、越南与当地新能源汽车品牌合资建厂，新兴经济体的广阔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制造业产能追逐的重要方向。
从long China走向long Chinese：产能出海的生命力和增量市场。2001年以来中国本土经济腾飞的背景下，long China是投资新兴市场不可或缺的视角;而在当下，我们的目光或许可以穿越国界，走向long Chinese。制造业产能出海，诚然存在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规避，但同时也符合企业自身的经济诉求，可能是成本优势：比如目的地国家更低的人力成本、更低的对美出口关税，人力资本密集、或者更靠近终端的环节的产能转移的主力。
也可能是市场：中游产业更多跟随品牌方的需求，比如苹果、特斯拉产业链中的企业，跟随链主的要求而进行转移;终端品牌可能是为获得新兴市场，比如比亚迪为进军印尼市场，响应其汽车本地制造政策。在这一视角下，我们理解中国企业家在全球产能转移背景下的主动出海，可能为企业带来新的生命力，一是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获得提升，二是新兴市场广阔的增量需求带来企业的新增长曲线。
产能出海的方向：高端制造&上游资源。出海的主力行业来看，高端制造和上游资源是我国优势和全球空间的交集。近两年全球FDI的细分领域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即新建投资)，是2022年FDI增长最为迅猛的方向，结合全球近两年复合增速高、22年绝对规模大、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高等视角，高端制造和上游资源可能是我国未来产能出海的主力，包括电气&电子设备、汽车、机械，以及采矿&油气开采、金属制品等行业。
风险提示：
1、历史经验未必代表未来：全球贸易重心的南移是基于目前数据得出的结论，但未来国际形势和经贸环境变化，可能无法线性推演至未来;
2、技术发展和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我国政策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对外开放，但国内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海外局势不确定性因素较大，企业出海进程可能面临波折;
3、地缘政治风险：俄乌冲突、能源转型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推升全球通胀，引发各类地缘政治风险发酵，不排除未来出现新的黑天鹅事件，对资本市场产生超预期影响可能。
本文编选自“姚佩策略探索”，作者：姚佩、邢妍姝，编辑：陈雯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