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黄金网7月24日讯
比起“白宫内战”以及“通俄门”等特朗普当局跌宕起伏的政治大戏，美联储等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化则无聊很多。但我们仍然难以忽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各大央行正慢慢发生着基本政策模式上的转变。
中央银行制度的典型特点在于其独立性。各国央行权力由国民政府，亦或超国民政府赋予(例如欧洲央行)。政治家们有权为央行选派官员，但央行官员的任期往往长于政治家任期，因而对于绝大多数央行而言，制度保障了央行维持其技术官僚的独立性，使其很大程度上免受国内政治势力的影响。例如前任美联储副主席Alan Blinder于1990年代中期指出，货币政策的实施在技术上要求该领域内专业人士的长期计划，为了达到该目标，央行必须拥有超越政治权利的耐心和审慎，而政治权利本身的设计便是出于短期利益思考并行动的。
然而在最近数月内，有来自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人士的市场声音质疑此种模式的运行根基。央行到底需要何种程度的独立性?我们又能从十年之前各国央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之中学到什么?这种技术官僚与政治官僚之间的相对平衡又是否合适?
对于央行独立性最为猛烈的质疑令人意外地来自于美国自由派团体。近日，《金融时报》专栏作家Wolfgang Munchau发表文章称，“只有当央行政策锚定目标唯一时央行的政治独立性才能够成立......一旦锚定目标有两个，这就意味着两者之间需要作出权衡，而这也基本上会成为另一项政治决策。”
对于Munchau而言，尽管只以物价稳定为唯一锚定目标的欧洲央行看起来似乎有可辩驳，那么同时锚定于物价稳定以及完全就业的美联储的独立性状态则相对吊诡。但是，他还指出，此种对于央行独立性的守护是以大众一致期望央行能够实现合适政策目标为假设前提的。美联储的机构独立性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胀危机发展而来，当时所有的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美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应当以维持低通胀为主要目的。而当金融危机来临之时，此种一致性也分崩离析，同样的，其独立性在为达成其他政策目标时，也被相应削弱了。
发出同样质疑声音的还有来自于同样自由派重镇媒体《经济学人》的作者Ryan Avent。Avent于近日发表的文章中研究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的政策动作以为当代人提供思考空间。他提出，不论是在危机过程中还是经济复苏时期，美联储表现的都过于谨慎，总是关注于将利率控制于低位以保障通胀水平低于目标线2%，“相对激进的动作从未出现，反而偏向了极端谨慎”。他将此称之为“现代央行体制”，而美联储的表现着实失败。如果我们不对此种制度进行改变，将无可避免的引发下一次危机。
“央行官员们，”Avent写到：“将他们自己视为照看货币机器的专业官僚。他们能够改换油品，或能加满油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替换制度引擎。”只有在剧烈的政治风波中美联储才有可能采取相对激进的货币政策，他说到：“因为央行本身没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Avent口中的改变指“政策优先级的变动以及为达成目标而改变政策机制”。好比央行不再继续锚定于通胀水平而是本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并且政策工具上通过诸如公众基础建设项目、或是大众基准收入标准变化来达成。
这些想法似乎很激进，但却都不新奇。经济学论著中关于央行制度改革的论调早已甚嚣尘上数年之久，同时美国自由党人一直批评美联储政策在衰退期间过于担忧通胀水平而束手束脚。英国工党领导人Jeremy Corbyn一直希望英国央行开展一场所谓的“人民量化宽松”，其实也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由央行主导的基础项目建设。可以预见，中间派自由党人会认为此举将摧毁英国央行20年来一直守护的独立性。
但是此种提议在今天能够拿上台面讨论便证明当今政治环境的些许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可能导致自由金融秩序的一大基础设施的倒塌，但却是当今时代政治势力与社会生活的另一种特殊和谐。贯穿2016年整年的动荡主题之一无异于普罗大众与精英团体之间信任感的逐渐崩塌——大多数公民曾一度对赋予技术官僚高度权力而感到放心，但如今历史的摆锤正缓缓滑向另外一侧。这种不信任感在特朗普以及英国独立党前党魁Nigel Farage身上最为显眼，也同样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言辞以及科尔宾的竞选政策上可见一斑。
事实上，在过去数年内，我们对于以全球化为标志的自由秩序的理解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我们曾将此种过程视为“推翻所有不论巨擘或是小船的惊涛骇浪”，而最终我们如今还是更为平和的讨论着赢家输家，意识到全球化对于满怀希望的菲律宾移民以及美国铁锈地区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影响还是有所不同。独立性只有在我们躲避于此种幻想背后——即央行能够搞清楚分配效应下的政策结果计算时才能够长时间而又安全地存续下去。同样地，绝对独立性也难以存在。在美国这样一个政府被广为质疑而非信任、公民对于不论是其他平民还是政策领导人都怀抱着敌对态度、两党制渗透所有政治行为以及文化观点的大环境下，将绝对的经济权利交由一个所谓的、拥有绝对政治独立性的、无党派的的机构似乎有些太过异常而无法实现。
耶伦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在明年二月结束。届时，特朗普将会任命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并在其他理事会空缺位上安插人手。倘若这些候选人能够将美联储由自1970年代延续至今的模式中转变过来，这或许将成为特朗普总统不可多得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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